著名生物學家饒毅：讓中國出現更多的世界一流研究生
饒毅二十多年前留學美國三藩市加州大學,迄今在美國做了十多年的研究生導師。目前任西北大學醫學院神經科教授、西北大學神經科學研究所副所長。他是美國的《神經科學雜誌》等多個國際、國內科學期刊的編委。是擔任國際雜誌編委最多的華裔科學家之一。近十年來，饒毅參與了國內科技體制改革的討論和實踐，協助推動中國科學院神經研究所、北京生命科學研究所等新的研究機構的建立。他還主持和參與了許多國內和香港的研究生課程，其中最有影響的是“分子生物學和細胞生物學”研究生課程。饒毅參與的中國改革有一個特點：每項具體事，無論是設立課程、建立研究所或實驗室、還是學術會議，不僅做成功，而且延續多年。
去年1月14日，《細胞》雜誌刊登了饒毅和他在中科院神經所的博士生蔣輝等三位研究生有關神經細胞極性原理的論文。這是25年來國內的研究工作首次在《細胞》發表。
“為了這篇文章，我們之間發了一千多次E-mail，”談及此事，饒毅說，他提倡每個人在力所能及情況下儘量為中國做一點實際的事情，指導學生便是他實際行動中的一個部分。
在成績背後，饒毅對研究生教育，有著深入思考。訪談中，饒毅談到了研究生招生、課程、師生關係、科研能力培養、博士生教育改革、國內研究生教育的優勢等熱點問題。
招生的關鍵是建立競爭機制
核心啟示一：研究生招生改革的關鍵是要建立競爭機制。國內各個學校(單位)之間害怕競爭，這完全是多餘的，因為國內多年面臨海外學校的競爭，阻止國內競爭不過是有利於海外學校。
記者：招考方式方面，目前國內碩士生推行全國統考（統一科目、統一時間、統一分數線），考生一次只能報考一個研究生培養機構；博士生目前是各個培養單位單獨考試。您認為，研究生招生改革的趨勢是什麼？
饒毅：我覺得招生關鍵是要建立競爭機制。要允許研究生報考多個學校(培養單位)，使得各個學校(單位)關心怎麼樣才能招到優秀的研究生，在學校(單位)之間形成競爭機制。現在這些學生都可以申請多個海外學校，為什麼在國內只能一次報考一個學校(或者研究所)？這等於，海外多個研究機構可以競爭一個中國學生，而在國內，只能是一個單位競爭學生，這等於是我們自己害自己，使得學校沒有競爭的壓力和提高培養品質的動力。我們不讓競爭是怕國內各個研究機構之間競爭，這已經是個假像了，因為我們已經和海外競爭了，還怕和國內競爭？應該開放中國多個研究機構，讓學生來選擇這些研究機構。
記者：統一考試操作上可能比較簡便，但如果實行自主招生，操作上難度大一些。
饒毅：用不著統一管理，各個學校自己管理。你就讓各個學校自己招生，過幾年審這些研究機構，它就不會亂搞。
記者：比如，憑關係招收低於原來統一標準的學生。
饒毅：如果哪個研究機構、哪個導師這樣做，那就是自討苦吃。一個導師如果招不合格的人，對他就是一個很大的負擔。我打個比方，他認為自己可以收容難民，他把自己的實驗室變成難民營，那過幾年他自己就會變成難民，因為別人不給他經費。教育部和管理機構每過一段時間審核研究生錄取，他如果不合格率太高了，或有很糟糕的招生舞弊現象，這就可以懲罰這個導師或單位。導師、學生為非作歹不是完全能避免，但你要想，如果後面有檢查制度，他們就會有壓力。
“越洋教師團”的幕後故事
核心啟示二：要請那些用中文講生物課講得最好的人來講這門研究生基礎課；給研究生授課不僅要講授最基本的知識、講授最前沿的東西，還要要營造創造性環境。
記者，國際權威學術期刊《自然》報導中科院上海生科院請來“越洋教師團”，開設了一流研究生課程，並評論說：這是“將世界水準研究生教育帶入中國的教育項目”。2004年的夏天，中科院開設了夏季學期，上述的教育專案在全院範圍內得以開展，有大批的一流科學家來中國為研究生授課。從研究生教育改革的視角，您認為上述做法的意義是什麼？下一步將向什麼方向拓展？
饒毅：從2000年秋開始，在中國科學院的支持下，我在中科院上海生科院面向生命科學領域一年級研究生開設了《分子生物學與細胞生物學》課程。這是一門必修課，不是選修課，是講課，不是講座。
當時，我和吳家睿是組織者，我的原則是，要請那些用中文講生物課講得最好的人來講這門研究生基礎課；給研究生授課不僅要講授最基本的知識，要講最前沿的東西，還要求他們講課的時候要營造創造性環境，讓學生討論未知的東西，讓學生有批判性的態度，讓他們學會思考。要讓研究生知道，不管是看Nature上的文章，還是Science上的文章，都不是單純的學習，而是要發現：這些文章有什麼對的、有什麼錯的，有什麼東西提示我們。許多學生初期讀文獻，唯讀老師佈置的一篇文章，常常不能深刻理解其背景、和同領域其他研究的比較。我們建議學生要倒回去，讀以前的相關文章，讀相關的文章。連續讀好幾年以後，你就會扎實很多。
有一段時間，我們是開卷考試。課堂上讓研究生帶著問題去想，過一段時間後再交，這樣他們就會去思考，就不受課堂的限制。如果課堂上有現成答案，抄就完了嘛。幾年以後，上海生科院學過這些課的學生，會批評性地讀文章，探索性地想問題。
當初有些老師是反對這種做法的。我也承認，並不是所有的學生在這個教課的基礎上都會提高很多，但是，只要有20%、30%，甚至是10%的學生，他獲得了和以前教課不一樣的結果，那麼，他不僅能帶動其他學生，還可以促進整個風氣的改變。這10—30%的學生，對科學的品味就會不一樣。所以，要鼓勵能教好課的老師更多地參與教課。
我們每年看學生的回饋，那個老師好、那個老師不好，學生反映太差的老師就換掉，還有一些老師，我覺得他教課還行，但並沒教好，我就跟他們打電話，我說今年學生回饋不好，有什麼問題明年要注意改進。這是上海生科院那幾個生物學研究所的做法。2003年以後，是Hopkins大學的利民教授主持，並把這門課同時開到了北京大學和清華大學。今年由耶魯大學的鐘偉民教授來組織。
如果保持現有體制，(研究生院)的老師主要要負責這些課的組織，各個學科要多請院內外的一流教授，甚至國內外的優秀研究人員來教。此外，要強調教課不是講座，因為講座是講自己的研究前沿，教課是探索整個學科的基礎和前沿。
要鼓勵研究生的創新性想法
核心啟示三：老師要鼓勵研究生的創新性想法，千萬不能笑話學生，因為導師自己也是從學生時代開始的，你要看到學生的長處，讓他發揮。
記者：現在國內的研究生教育更多的是統一標準的教育模式，比如大班授課，統一考評等。您對此有什麼看法？
饒毅：我覺得研究生教育是直接引入研究前沿的個體化教育。我認為做到這一點有兩個前提：一方面，老師要發現學生的不同，另一方面，學生要發現自己的特點。人的能力都有強有弱。老師要在前兩年發現學生能力的強弱所在，弱的是不是能改，有些人弱的能改，有些人弱的改不掉。改得掉的要讓他適應這個改變，改不掉的要使他認識到這一點，用他的強項，做他能做的事。
記者:能否談談具體的案例？
饒毅：我原來有過兩個學生，其中一個學生很有雄心壯志，是個很刻苦的人；另外一個學生技術上很行，做得也很扎實，但是他雄心壯志不夠。我後來意識到這情況以後，就讓他們一起合作。他們兩個人性格正好匹配的時候，工作做得很好。
我還有一個白人學生，他很聰明，思想也很好，很會玩各種儀器。在做實驗的時候，他喜歡用新的儀器，那就得花錢。他想做現代成像，我們實驗室原來做得很少，一般的顯微鏡我們還可以，但是高級的成像不是我們的長項。我在觀察他是否有能力把新的儀器、新的技術、新的東西在實驗室建立起來以後，在我自己不會的情況下，買了儀器讓他去做。後來，他就幫我們實驗室建立起了分子成像技術，用現代成像技術看活細胞裏面的分子活性，這是當時世界上很新的一種技術。這就是說，看到這個學生有這個能力，我就願意冒險，花必要的經費。這個險也是值得冒的。這個學生最後獲得了哲學和醫學的雙博士學位。
還有一個例子是，你可能知道，我在中科院神經所的學生蔣輝。最初上課、聽講座的時候，他就很聰明。他和我一起做研究的初期，我們做神經纖維的導向，我們經常討論，前期的時候我說得多些。中間的時候，我發現他經常有新思想，他提出一個想法，說我們要做極性，這是一個新的東西。我說，我們現在可能還做不成，他繼續做原來的東西。後來他又提出來做極性，這也有具體的途徑。我判斷我們做這項新題目的可能，一起討論、互動，他得到了一些有趣的結果，就是你所知道的他的那篇《細胞》雜誌論文。在這個過程中，有些東西是我想到的，而有些東西是他想到的，所以不是單純我教他，而是在討論和研究過程中取得進展。
上述幾個例子說明，老師要因人而異，要鼓勵研究生的創新性想法，千萬不能壓抑或者笑話學生，因為導師自己也是從學生時代開始的，你要看到學生的長處，讓他發揮。學生剛開始時的想法，落實到研究中往往有一段距離。導師不要去阻止學生的這些創造性想法，而要結合學生的特長，找到每個問題的解決方案。導師要和學生說，慢點，這個問題我也沒有答案，要我們一起分頭想，然後我們再來討論、探索。我覺得這是研究生個體化教育的具體作法，這也符合創新型人才培養的規律。
學生“和”老師工作
核心啟示四：學生和老師的關係應該是：學生“和”老師工作，而不是“為”老師工作。科學前沿有很大的不確定性，如果老師和學生能經常互相的刺激，那我覺得是一個非常好的氣氛，在精神上是一個很高興的過程。
記者：國內很多研究生對自己的導師，不叫老師，而叫“老闆”。您對此怎麼看？
饒毅：他們這樣一叫，我就經常更正他們：我不做你們的“老闆”，我不是“老闆”。我覺得，學生和老師的關係應該是：學生“和”老師工作，而不是“為”老師工作。一般學生在前期需要多從老師那裏得到一些輔導，但我不認為這是雇用。學生是為自己工作。我對每一個學生，和實驗室每一個做實驗的人，不管在美國還是在中國，每次都和他們說：你是做實驗的人，最後做什麼由你來決定。你跟我討論，但是決定權在你不在我。有一些人很不習慣我這樣做，最後問我應該做什麼實驗。我說應該是你來決定而不是我來決定，你想做什麼我們都能討論，但最後決定權在你。這樣的話，在科學上就是一個平等的合作的關係，而且決定權在做實驗的人，不管他是學生還是實驗員。比如，有一個大學生叫吳偉，他到我實驗室，他開始是做技術性工作，但他不是做輔助性工作，99年他以第一作者在《自然》發表過論文。
有些老師覺得我這樣很奇怪，覺得讓學生、甚至技術員決定課題，怎麼可能？怎麼不是學生聽老師的話？這可能我們是對學生的預期不同。學生最後做得比我更行、更好，我高興還來不及。我和學生相互交往的過程中，我可以得到提高。所以我不覺得這樣很愚蠢，相反我喜歡這樣。科學前沿有很大的不確定性，如果老師和學生能經常互相的刺激，那我覺得是一個非常好的氣氛，在精神上是一個很高興的過程。
師生：精神上實現匹配
核心啟示五：要允許學生和老師之間的選擇與轉換，而這一過程遵循的原則，我覺得就是大家在精神上實現匹配，不覺得我不跟你了或是我不要你了就是互相的懲罰。
記者：您曾說，各個培養研究生機構應該在研究生錄取以後，要有規則使他們可以繼續選擇和轉換老師。目前，中科院醞釀研究生進校一年後再確定老師。那麼，您認為，繼續選擇和轉換老師應該遵循什麼原則？
饒毅：選擇老師的問題是雙方面的。一方面，學生不要覺得哪個老師強就一定對你合適。因為如果老師和你的性格匹配不一樣，這個老師再好，實驗室成果再多，對你也不合適。另一方面，對老師而言，這個學生跟你不匹配，不要覺得他樣樣都不行，要允許他去別的地方，也許他跟另外一個老師就做得很好。比如說一個學生要去另外一個實驗室，那個實驗室老師性格上和他適合，並願意教他，那對這個學生就很好。
所以，我認為師生關係完全是一個匹配過程，這在一定程度和婚姻有點相似。這個人和那個人結婚不好並不是和誰都不能結婚。老師和學生也是這樣，要把心態放開了，老師不要打擊學生的信心，認為學生要求轉換老師就是老師沒面子。在實際的教育中，要允許學生和老師之間的選擇與轉換，而這一過程遵循的原則，我覺得就是大家在精神上實現匹配，不覺得我不跟你了或是我不要你了就是互相的懲罰。
記者：您目前在中科院上海生科院、自然科學史所和北京生命科學研究所指導著多名研究生，您是怎樣指導國內的研究生的？
饒毅：我在中國雖然有多個頭銜，其實，每次都有重心。比如，現在，上海的學生都到北京了，並不是分散各地。我提倡每個人在力所能及的方面都儘量為中國做一點實際的事情。我覺得關鍵是要有這種精神，然後大家就會去找事情做。能做大事就做大事，能做小事就做小事。一個學者，比如說，很少回中國去，他也可以和某一個教授、某一個學生通過E-mail、skype經常討論。我也是這樣，比如蔣輝發文章，為了那篇文章，我們間的E-mail有一千多次。我們忙起來每天都有好幾個E-mail。像現在我用skype，每週和學生談話，有時連續幾天早上、晚上都跟人談話。
科研不是完成簡單任務
核心啟示六：要把做科研作為一個探索才有意思，因為最有趣的科學是一個探索性的過程，而不是完成一個簡單任務。如果一個人很喜歡完成任務，也許他不適合做科學研究。
記者：談談您對研究生們的建議。
饒毅：我覺得最重要的一點，就是研究生如果選擇科研，要想好你這一輩子要做什麼？這個事情是經常要想的。長遠做什麼和現在做什麼要聯繫起來，從現在開始。同時，不能依賴其他人。其他人都是輔助和勸告，而生活和事業中的關鍵，都在自己手上。
我覺得每個人要在做研究的時候動腦筋，然後不斷認識自己到底合適做什麼，認清自己的強項、弱項。不要跟著別人，因為人的特長不一樣。不要把科學看成最崇高的事情，科學只是一個選擇，如果對前沿真正有興趣、願意探索的話，選擇科學研究比較合適。如果你覺得探索起來很煩躁，也許做科研並不特別適合你。科學前沿的探索是一個很不踏實的事，你要對不踏實的事情喜歡才行。要發掘有趣的東西，要把做科研作為一個探索才有意思，因為最有趣的科學是一個探索性的過程，而不是完成一個簡單任務。如果一個人很喜歡完成任務，也許他不適合做科學研究。
另外，要多動腦筋，要注重思維的訓練。你看，同一級的研究生過了幾年以後會有很大的差別，原因就是，這幾年表面上看大家都一樣，其實每個人做不同的事情。畢業的時候，大家應該想到，不光看發了多少文章，還要看你以後能做多久。因為有些人文章做得好，是他自己動了腦筋。有些人他動腦筋是有限的。我經常舉一個例子：有些人研究生時期出的文章多，是因為那個實驗室文章很多，他一去的時候就能上手，做很多東西，但是他到博士後、到自己有實驗室以後，他自己就做不出來。為什麼？我覺得常常有這兩個原因。一個是他當年當研究生的時候，自己動腦筋並不多，所以到後來就顯出了弱點，當時以為自己做了文章就不去動腦筋，跟著學長做就行了。第二，這個實驗室成果多的時候，學生常常缺少一個在黑暗中、在灰色環境下探索的過程。因為實驗室走得很快，一大堆東西馬上要做，他就缺少獨自探索的經歷，沒有練就探索的精神，沒有承受過挫折。這樣他在做博士後、有自己的實驗室之後，可能就承受不了一些挫折。
所以，學生不僅要爭取做出結果，更要培養勇於探索、承受挫折的精神和能力，沒有這個的話，後面就很難辦。聽說
美國有個研究生三年級時，發了兩篇《細胞》，然後說我研究生時要發十篇《細胞》。這怎麼可能？後來在博士後的時候，很少有文章，最後他就不做研究了。他是因為原來所在的實驗室東西很多，他也有能力，但沒有經過探索課題這一步，後來環境有所變化，他適應不了變化。發的文章太多有時反而對長遠來是個負作用。要有耐心，要接受真正好的科研訓練，要真正有自己的想法。
記者：學術造假的事情近年來屢屢見諸報端，其中很多和研究生有關。您對此有何見解？
饒毅：這是很重要的事，做科學的千萬不能造假。科學研究要求所有的人誠實，造假有兩個壞處，第一，是對科學、對你自身的損害，如果你的成果是假的，那我和你討論、看你的文章都是浪費時間，這樣不利於科學的進步。造假也是對造假者本人的傷害，只要有一次造假，別人再也不會相信你，沒有改正的機會。第二，使自己有可能遺漏對科學的新發現。有些人造假，是因為實驗結果不好，影響他發文章，他就把部分實驗結果藏起來了。意想不到的結果，千萬不要藏起來，有些意想不到的結果沒什麼意義，但有些結果卻可能是科學上最重要的突破。你為了發文章把這些結果藏起來，實際上是發了小文章把大事情耽誤了。
不必牽
核心啟示七：對科研興趣不大的學生，自己很想要博士學位，但這個學位可能會害他。要讓不適合作科研的學生拿到碩士學位後就去擇業，不要牽強地拿這個博士學位。
記者：對於博士生教育，您是否贊成大範圍推行碩博連讀？
饒毅：我覺得中國科學院現在已經開始這樣做了，慢慢取消博士入學考試，大面積推行碩博連讀。碩士和博士不要分開來考，否則，碩士做不好，博士時間也太短，會成為兩個短平快。前面談了，碩士學位就給那些讀不下博士的人。學科之間可能有差別，生命科學我覺得應該這樣。上海生科院現在大部分都是這樣，其他培養單位我覺得也能做到。
記者：但連讀５年甚至更長時間，研究生可能會覺得乏味，興趣會減弱。
饒毅：如果他覺得不行了，他可以不再讀。如果他興趣改變但他能把課程堅持下來，他可以獲得碩士學位就畢業。
記者：推行碩博連讀的過程中，您認為應該採取什麼措施來保證博士生培養品質？
饒毅：我認為，關鍵是要開展制度方面的創新。對於研究生，不要強調在核心期刊發表文章。應該讓各個所的研究生委員會去決定某個研究生能不能畢業。研究生入學後，這個委員會要跟蹤學生，最後委員會進行投票，決定這個學生直接拿碩士學位畢業、還是繼續攻讀博士學位。這樣可以使有潛力的學生慢慢去探索更好、更重要的的東西，最後他自然會做出創新性的成果；而對科研興趣不大的學生，自己很可能想要這個博士學位，但這個學位可能會害他，因為如果他沒有博士學位，他可以選擇更多的行業、領域。對他來說，拿到博士學位其實縮小了他職業選擇的範圍。我建議，要讓不適合作科研的學生拿到碩士學位後就去擇業，不要牽強地拿這個博士學位。
在國內讀研究生
核心啟示八：中國部分學科、地域和機構的研究生，他本身的素質和他現在做的研究工作，要比美國好的大學還好。這個優秀學生的比例，在中國不高，但是存在，我相信五年、十年以後，我們可以看到這一批學生裏面更加傑出的人才。
記者：近日教育部公佈，2005年來華外國留學生人數達到14萬多人，首次超過當年我國出國留學生人數。來華攻讀學歷學位的學生增長了41%，專業從文科、醫科向經濟、法律、工科、教育拓展。與此同時，國家也在大力宣導創新型科技人才的開放式培養。您對此怎麼看？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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